所谓精神，是指一个群体共有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什么是农垦人的精神呢？农垦事业奠基人王震将军1986年在《当代中国的农垦事业》出版序言中概括的是“艰苦奋斗，勇于开拓”。农垦精神1991年正式写入《国务院批转农业部关于进一步办好国营农场报告的通知》（国发〔1991〕42号）中。2015年再次写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推进农垦改革发展的意见》（中发〔2015〕33号），其中，明确提出要大力弘扬农垦精神，推进农垦文化建设，汇聚起推动农垦改革发展的强大精神力量。
农垦精神是从若干垦区精神中高度浓缩、深度提炼而成的。垦区精神典型代表有：“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同心同德、团结奋斗”的南泥湾精神；“艰苦奋斗、屯垦戍边、拼搏进取、无私奉献”的兵团精神；“艰苦奋斗、勇于开拓、顾全大局、无私奉献”的北大荒精神；“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开拓进取、求实创新”的华南（海南）垦殖精神；“坚韧不拔、艰苦创业、崇尚科学、开拓奋进”的共青垦荒精神；“艰苦创业、奋发图强、无私奉献、开拓创新”的大陈岛垦荒精神等。南泥湾精神、北大荒精神已纳入第一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
垦区精神产生于不同的历史背景，呈现不同的特点，但是有高度的共同性，“天下农垦是一家”，“艰苦”“开拓”“奋斗”成为垦区精神的基本内涵和底色，因为每一个农场都是从无到有，每一个农垦人都是来自五湖四海，每一个农垦家庭都是白手起家。
解析农垦精神及其实践特征有利于深刻了解农垦精神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精神实质，全面认识农垦精神推动形成的历史贡献和成就，准确把握农垦精神跨越时空的价值，从而增强农垦凝聚力，助力农垦改革发展。
一、主动请缨是农垦精神的鲜明特征
发展农垦事业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和部署，农垦人主动请缨，坚决执行中央决定，想国家之所想，急国家之所急。农垦创业初期，有三件决定农垦事业发展、奠定农垦事业基础的有重大影响的大事：一是南泥湾大生产运动，二是开发西大荒（新疆、甘肃、青海、陕西、宁夏），三是开发北大荒（黑龙江、内蒙古）。三件大事都和王震将军密切相关，都是老一辈农垦人主动请命、主动担当作为的结果。
（一）一马当先参加南泥湾大生产运动。1941年，王震领导的三五九旅奉命从晋绥撤回延安，率先开赴南泥湾，参加南泥湾大生产运动。毛泽东为其题词“发展经济的先锋”，为王震题词“有创造精神”。1942年，毛主席接见三五九旅指战员并给予高度赞扬：你们到东边，东边安全。你们到西边，西边安全。你们是一支能打仗会生产的部队，敌人不来就生产，敌人来了就拿起枪战斗。南泥湾大生产运动被公认为是农垦事业的起点，开创了“边战斗、边生产”的屯垦新模式——军垦。
（二）主动请命开发西大荒。解放战争即将胜利时，王震主动放弃了中央曾有意安排建国后他们部队到北平当卫戍部队的优越机会，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向中央和毛泽东主席请缨，要求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要在解放西北后及时解放新疆，把新疆建设成为第二个更大的南泥湾。进疆后，王震将军主动要求到条件艰苦的南疆，带头将跟随自己多年的三五九旅改编为农业建设第一师，放弃成为唯一国防师的机会，随后将其他九个师转为农业建设师。沧海桑田换新天，2019年兵团发展到拥有面积7.06万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积2000万亩，下辖14个师（市），人口324万人，地区生产总值2747亿元，成为发展边疆保卫边疆的排头兵、稳定器。上世纪60年代，兵团抽调大批干部和技术人员，在河西走廊组建农业建设第十一师、在宁夏组建农业建设第十二师、在青海组建农业建设第十三师、在陕西组建农业建设第十四师、在西藏组建农业建设团，极大地发展和壮大了农垦事业规模。
（三）主动建议开发北大荒。1954年，抗美援朝战争刚刚结束，部队大批官兵复员转业需要安置，社会主义工业化对加快农业发展提出了迫切要求。“1954年6月和9月铁道兵司令员王震两次到密山、虎林地区视察。他看到这片沉睡千年的亘古荒原未能开发利用，而广大的铁道兵复员转业官兵又需要安置就业，便提出在这里开荒建设国营农场，‘寓兵于农，屯垦戍边’的设想”（《当代中国的农垦事业》，第24页）。1955年，王震向中央军委、毛主席请示，提出了关于铁道兵预备官兵在北大荒举办国营农牧企业的建议：“以八五〇农场为基础，加以扩大和发展，用五、六年的时间，开垦一、二千万亩荒地，可以年产粮食二十亿斤，既能储备后备兵员，又符合国家发展经济的需要”。王震的建议得到中央军委的采纳和批准。由此拉开了开发北大荒的序幕，集聚百万大军“向地球开战”。曾经的北大荒如今已变成了北大仓，有耕地4500万亩，年产粮食450亿斤以上，成为国家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
二、国家至上是农垦精神的核心要义
有国才有家，国兴家兴，刚刚从战场硝烟中下来的农垦人理解得更深、更透。为了国家的利益，农垦人义无反顾，牺牲个人利益被视为崇高，无私奉献被视为理所当然。农垦事业是白手起家的，注定需要艰苦奋斗，注定需要牺牲奉献。
（一）转变身份，百万雄师解甲归田。创业初期近50万，后来累计150万现役军人，他们“保存战斗的武器，拿起生产武器”，实现从军人到“农民”、从装甲兵到“庄稼”兵、从师长团长到场长队长、从战斗英雄到劳动模范的转变。这种转变对个人是决定性的，需要牺牲个人利益、家庭利益乃至子孙利益，农垦人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服从国家的需要。因为顾了大家舍了小家，农垦事业才逐步壮大，2019年，全国农垦有35个垦区，5491家农垦企业（其中农场1843、工业1199、建筑223、运输640、商业1586）。从业人员579万，其中职工214万。年末资产1.18万亿。
（二）背井离乡，“人往低处走”。上世纪60年代，百万支边青年、知识青年响应国家号召，从沿海到沿边，从内地到边疆，从绿洲到沙漠，从城市到农村，逆向而行，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汇集到一片片荒地、荒水、荒山、荒滩开垦建设，向贫穷开战，向荒原要粮，成为农垦事业的后来者和中坚力量。农垦现有土地面积37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3.9%，其中耕地9725万亩（占全国耕地面积5.5%，按省区全国排名第七），草地2.2亿亩，林地6000万亩，成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压舱石。
（三）默默坚守，奉献一代又一代。因为艰苦而奋斗，因为热爱而坚守。历经艰苦创业的农垦开拓者们大多数把一生献给了农垦事业，从青春到白头，他们的儿孙也无悔无怨继承前人的事业，继续奋斗在农垦战线。农垦人“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儿孙”。农垦现有常住人口1400万，相当于一个大型省会城市的人口，农垦的存在改变和丰富了我国的人口布局、产业布局和城镇化布局。
（四）初心不改，保粮稳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示范带动农村农业现代化是农垦人的初心使命，几十年来农垦人牢记在心，没有改变，粮食生产、天然橡胶生产、菜篮子供给什么时候都不放松，无论计划经济体制时期还是市场经济体制时期，甚至在“谷贱”、“胶贱”的时候，都是如此，确保数量安全、质量安全。农垦粮食产量从上世纪50年代的10亿斤上升到60年代的30亿斤到80年代的100亿斤，现在接近700亿斤。由于专注于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生产，限制了农垦产业结构调整，从而也影响了农垦整体盈利能力的提高。
（五）缴税办社会，肩扛社会责任。新一轮改革前的2015年，农垦系统有各类办社会机构9744个（包括教育、医疗、市政、社区管理、“三供一业”、社会治理等），职工29万人，年支出330亿，除去财政补助160亿元，农垦企业实际承担170亿元。换一个角度看，因为农垦人自办社会，2015年为国家节省了170亿元应该由政府承担的开支。2020年农垦承担办社会职能支出仍有44亿元。农垦自己筹资建设场部小城镇，改善职工生活，现已形成1547个小城镇，场部集中居住人口732.8万人，城镇化率51.9％，农垦就地就近解决农垦人城市化问题，分解了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压力，也为我国城市化提供了一种路径选择。
（六）“种地如站岗，放牧同巡逻”。不穿军装守边防，全国农垦现有243个边境农场，其中有74个边境线农场和169个边境县农场，分布在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广西、云南、新疆兵团、新疆农业、新疆畜牧、西藏10个垦区。据2018年边境农场调度情况，边境农场拥有边境线长度3388.98千米（其中兵团2019千米），约占我国2.2万公里陆地边境线的六分之一。
（七）“忍痛割爱”，支持城市建设。根据《中国农垦统计年鉴》（2000—2021）统计，20年间，国家基建占用或政府收回农垦系统土地年均在6万亩以上，合计150多万亩。由于农垦是国有土地，政府或无偿占用或补偿水平较农村低的多，可以算的出，农垦仅此为国家作出了多么重大的贡献。
三、召之即来是农垦精神的英雄本色
农垦精神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军人精神，1984年统计，农垦系统复员转业和荣誉军人累计有近150万人，农垦人虽不穿军装但军人特有的本性还在，并深深融入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影响一代又一代，他们组织性、纪律性、动员能力、应急能力强。在新中国历史上，经历过一些重大时刻、危难关头，每每都能看到农垦人的身影和力量。
（一）打破战略物资封锁。建国初期，帝国主义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禁止向我国出口重要战略物资橡胶。政务院于1951年作出《关于扩大培植橡胶树的决定》，组建华南垦殖局（广东农垦的前身），抽调部队组建林业工程第一师、第二师和一个独立团2万多人开赴华南地区，开荒建设橡胶农场。1954年我国开荒定植橡胶60万亩，成功突破橡胶规模化种植禁区。农垦始终是天然橡胶建设的主力军，并带动地方民营胶的发展。2019年国内天然橡胶种植面积1718万亩，干胶总产量81万吨，其中农垦天然橡胶产量33.7万吨，占全国总产量40.8%。
（二）支援对越自卫反击战。祖国绵延万里的国境线上有一大批国营农场，广大农场职工劳武结合，担负了屯垦戍边、保卫祖国边疆的光荣任务。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中，云南、广西的国营农场成为重要的后方补给和支持基地，农场职工和家属踊跃参战，积极支援前线，两省国营农场中有106个集体、2740人立功受奖。其中有中央军委授予的“支前民兵英雄”“民兵战斗英雄”“支前模范连”等。荣获云南省革命委员会、省军区“支前模范场”光荣称号的云南河口农场，有3个单位荣立一等功，6个单位荣立二等功，56个单位荣立三等功。3人立一等功，50人立二等功，2244人立三等功。云南河口农场和众多英雄的光辉业绩，是广大农垦职工保卫祖国的生动写照（《当代中国的农垦事业》，1986年）。广西农垦有9个地处边疆的国有农场，有上万名职工支前参战，有21个单位立功获奖，有181人立功。荣光农场与越南北部广宁省接壤，先后组织了一个炮兵连、一个武装连、一个高机排、一个通信班及配属的战地救护队、观察哨等。该场女炮兵班被广州军区授予“巾帼英雄女炮兵班”光荣称号，荣立集体二等功；女炮班长张凤娇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
（三）促进“伊塔事件”解决。1962年，苏联驻伊犁和乌鲁木齐领事馆在中国公民中大量散发《苏侨证》，诱惑我国新疆塔城、裕民、霍城、额敏等边境县区居民逃苏，一时不明真相的逃苏居民人数达到6万余人，带走大小牲畜30余万头（只），40万亩土地撂荒。此次事件，史称“伊塔事件”。周恩来总理亲自召见兵团第一副政委张仲瀚，要求兵团承担起这一事件的治安维护，劝阻边民外逃，实行代耕、代牧、代管（“三代”）。同时，要求兵团在中苏边界建立国营农（牧、林）场带，以期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兵团先后抽调选派干部810人，职工16750人，组成“三代”工作队，及时填补了边防的空缺，第一时间稳定了边境社会秩序。随后，兵团根据中央决定，沿新疆边境地区有计划地迅速筹建边境农场。截至1966年，兵团共建成38个边境农场，总人口15.5万人，基本上形成了一条纵深10—30公里的边境农场带，充实了边境，筑起了屯垦戍边的国防屏障（任新农等编著，《新疆屯垦》）。
（四）驰援珍宝岛自卫反击战。1969年3月2日，苏联边防军出动70余人侵入珍宝岛，袭击中国边防部队巡逻人员，打死打伤6人。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自卫反击，将入侵的苏军逐出珍宝岛，保卫了国家的领土，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这就是珍宝岛自卫反击作战。在这次作战中，农垦再次起到了重要的支前保障作用。黑龙江八五三农场地处珍宝岛附近，迅速组成一个担架连火速赶赴前线，“往上送炮弹，往下抬伤员”。担架连同志回忆说：“最艰苦的是转移高炮阵地，扛着炮弹在草甸子里走了一天；还有装卸炮弹，三天两夜没合眼”（《往事·1967—1969写真》蒋元明主编 ）。
（五）支援对印自卫反击战。1962 年 6 月，中印边境战争爆发，十八军司令员张国华将军亲自指挥对印自卫反击战。林芝地区的察隅农场、易贡农场“绝大部分”职工被抽调上前线，农场“几乎调空”。10 月 20 日，对印自卫反击战取得胜利。随后，易贡农场一边加紧生产，保证边疆战士的粮食供给，一边进行军事训练，参与了对达赖集团组建的印藏特种边境部队的围剿。
（六）解抗疫抗震之急。2003年，农垦支援抗击非典，北大荒集团仅用7天时间，向北京急运大米2万吨，解北京燃眉之急。2008年汶川大地震，北大荒集团向灾区运送价值1000万元的赈灾大米3000吨。2020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北京农垦、上海农垦、天津农垦等全力保城市食品供应，北大荒农垦集团、广东农垦、江苏农垦、安徽农垦、云南农垦、广西农垦、海南农垦、陕西农垦、甘肃农垦等垦区稳价保供、捐赠物资、驰援疫区。全国农垦为“六稳”“六保”作出了新贡献。
四、为国分忧是农垦精神的精髓所在
创建农垦事业是党中央的战略决策，集现实性、长远性、战略性于一体。实践证明，党中央决策是正确的、英明的，农垦已经成为国家“能应急、调得动、靠得住、可掌控”的力量，稳定器、缓冲器作用凸显。
（一）安置复转军人。新中国成立后，大批军人需要转业安置。安置到农村，无疑加重农村“人多地少”的矛盾；安置到城市，城市规模小容纳能力有限。农垦成为安置复转军人首选之地，随后历年都是如此。据统计，全国农垦系统累计安置复员转业和荣誉军人在150万人以上。
（二）安置城市待业青年。20世纪60年代，我国大城市出现了两大难题，一是人口多，二是就业难，影响城市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农垦再次成为维护社会稳定的“缓冲器”。王震主动与上海市委联系并达成协议，安排上海青年到新疆参加兵团建设。1963年7月到1966年7月，3年内共动员十万余名上海知青到新疆，其中兵团安置9.7万人，有效缓解了上海的压力。黑龙江垦区接纳城市知识青年20万人。据1984年的统计，在大批知青返城后，农垦系统仍有城市知识青年40万人。
（三）安置归侨难侨。我国有两次大规模华侨难侨归国潮，一是五六十年代马来西亚、印尼、缅甸、印度等国8万多名难侨回国，二是七十年代末约26.3万名越南难侨回国。妥善安置归难侨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农垦系统包括部分林场安置越南难侨7万人（来源：中国侨网）。广西国营良圻农场1978年6月安置越南难侨184户1039人，拨出搬迁费57万元，配备住房1530平方米，组织难侨开发种植甘蔗，兴建华侨贸易公司商场等，成为较好执行此项工作的典型。
（四）安置灾民。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三年困难时期，各省都有大批农民外出逃荒，当时被称为“盲流”，实则是灾民、难民，其中涌入新疆的数量巨大。兵团政委张仲瀚说：国家有困难，我们不分担谁分担。老百姓生活没有着落，我们不能眼看着不管，要求师团安置灾民。“保守估计，全兵团几年内吸纳盲流总数有三四十万人”，加上他们的家属子女，数量更为庞大。兵团此举，为当时全国社会的稳定无疑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五）安置水库移民。上世纪五、 六十年代，宁夏相继兴建了一批大中型水库（青铜峡水库、长山头水库等），农垦系统安置了大量水库移民。2007年7月，经自治区水库移民领导小组审核，宁夏农垦大中型水库移民人数为 19180人。 陕西农垦在三门峡库区原拥有78万亩土地，几十年来，为支援地方经济发展、国防建设，尤其是安置返库移民，先后无偿划出土地近60万亩，大批农垦“失地”职工不得不自谋出路、“转岗就业”。 青海贵南牧场1960年两次安置丹江口水库移民（河南淅川县）6395人。
（六）保一方平安。1991年夏季，强降雨持续袭击龙江大地，造成特大洪涝灾害。为保住穆棱河下游的虎林地区安全，八五七农场被选为炸坝泄洪区，主动将洪水引到建设了40年的家园，导致庄稼绝收，数千人无家可归，直接经济损失数千万元，但保住了下游17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和300万亩农田。1998年，松花江流域发生百年一遇的大洪水。为保卫国家重要建筑工程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查哈阳农场及时采取分洪导流措施，大水淹没农场农田48.3万亩，水毁构造物245座，冲毁房屋2056间，冲毁道路95公里、桥涵20座（处），死亡畜禽14121头（只）。全场直接经济损失2.7亿多元。38个生产队的1.7万名群众被迫撤离（徐国春等，《中国农垦》1998年第10期）。
（七）承担援外任务。援外是我国外交工作的重要举措，改革开放前主要以无偿援助为主，农垦成为农业援外任务的排头兵。到1984年，农垦共向亚洲和非洲的23个国家援建了国营农场和其他项目54个。其中，粮食22项、甘蔗9项、蔬菜3项、热带经济作物6项、棉花1项、茶叶3项、天然橡胶制胶厂4项、养鸡2项、奶牛2项、绵羊1项、房建1项。提供主要农业生产和施工动力机械2090台，合计170419马力，并配备了相应的配套农机具，共派遣专家5100人次（《当代中国的农垦事业》，1986年）。
五、包容兼收是农垦精神的格局体现
文化是精神的摇篮和沃土，什么样的文化就会产生什么样的精神。农垦文化是由多元文化融合而成，这种文化培养出开放、包容、与时俱进、积极向上的精神境界。
（一）农垦人员来自四面八方。各地农垦几乎都是在人迹罕至的荒地上开垦建成的，没有原居民或原居民很少，农垦人几乎都是“新人”。1984年统计，全国农垦系统有近500万职工，主要由以下四部分组成：复员转业和荣誉军人有145.4万人，占职工总数的30%；由农民转为农场职工的有145万人，占职工总数的30%；青年职工有172.5万人，占职工总数的34%，其中农场职工子女100多万人；大中专毕业的知识分子、科技人员有11.3万人，占职工总数的2.5%。此外，还有相当数量的归国华侨难侨。除职工子女外，400万职工都来自全国各地。
（二）农垦居民来自五湖四海。由于人员来源广泛，农场人员民族成分呈多样性。据《黑龙江八五〇农场志》记载，2020年农场人口1.42万人，有14个少数民族286人，占总人口的2.02%。其中：满族157人，朝鲜族43人，蒙古族33人，回族14人，壮族11人，侗族9人，苗族6人，土家族5人，鄂伦春族2人，布依族2人，瑶族1人，鄂温克族1人，傈僳族1人，藏族1人。据《江苏东辛农场志》记载，2018年底，农场人口35397人，有9个少数民族，有297个姓氏。据《广西金光农场志》记载，2020年全场总人口7647人，有11个少数民族，壮族5076人，瑶族80人，苗族8人，蒙古族2人，布依族9人，仫佬族2人，彝族2人，水族1人，土家族1人，毛南族2人，侗族4人。有173种姓氏。
（三）农垦文化多元多样。农垦文化是由军旅文化、革命文化、屯垦文化、知青文化、移民文化、黑土文化、红色文化、边疆文化等多种文化融合兼收而成的。农垦地处乡村，但与乡村文化有明显的区别，有城市文化特征却又与乡村文化深度融合，农垦文化已成为一种鲜明且个性突出的文化形态，是我国农耕文明中一朵靓丽的奇葩。
六、创新引领是农垦精神的动力源泉
示范引领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农垦的重要使命之一，要示范就必须率先垂范，要引领就必须创新、突破成规，敢为人先始终是农垦人的突出特点。
（一）引领现代农业发展。农垦始终注重农业技术的研发与应用、农机和设备改造更新、生产方式模式探索，在各个时期都有领先农村的技术、装备、模式。近年来，农垦在农业绿色化、信息化、设施化等方面更是走在前面。农垦农业科技贡献率、农业基本设施水平明显高于农村，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高出全国平均水平20个百分点，粮食亩产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30个百分点，成为农业领域的领头羊。
（二）创新融合发展模式。改革开放后，农垦率先以市场为导向，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优化产品结构，增加适销对路产品，提高经济效益。实行农工商综合经营，多业并举，在增加收入的同时，有效规避市场风险。探索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新路径，延长产业链，培育价值链，完善利益链。拓展利用农业多功能，以小城镇建设为中心，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变农业为职业，变农工为市民，变田园为乐园。
（三）探索乡村振兴路经。改革开放以来，农垦人不懈探索，率先探索“大农场套小农场”农业双层经营体制，正确处理统分关系，为农业规模化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率先在农业领域实行农工商综合经营，提高农业资源利用效率和农业产业效益，促进了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率先开展绿色农产品生产，开展农产品质量追溯，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探索了方向；率先实施农业“走出去”战略，大力引进国外资金和先进技术设备兴办中外合资农业企业，大规模利用国际金融机构贷款建设重要农产品生产基地；率先用工业化理念经营农业，建设大型农业集团和企业；率先统筹经济社会发展，产城结合，推进农场小城镇建设。这些“率先”中蕴含着现代、绿色、开放、融合、一体的农业发展新理念，带动、引领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敢闯敢试已成为推动农垦发展的重要动力和农垦的一大优势。
农垦精神及其实践特征与中华民族精神、新时代精神、共产党人精神深度同源、高度契合。农垦精神是农垦人创造的宝贵精神财富，继承发扬农垦精神必将为再创农垦事业辉煌提供不竭的动力。
（作者单位： 中国农垦经济发展中心）
责任编辑：农垦经济研究会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728号
